许霆在3月31日被广州中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追缴17万余元违法所得，并处罚金2万元。尽管许霆当庭表示对判决“没意见，不上诉”，但十天后许霆改变初衷。4月9日上午他通过看守所向广东省高院提交了上诉状，认为自己是无罪的，要求法院重新判决。（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0日A04版）”

　　这一新闻再次吸引了公众的眼球。广东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永平公开反对许霆上诉，并告诫许霆“应该知足了，应该感谢媒体、感恩社会，给了他一个重生的机会”(4月8日《新快报》)。法律职业者尚且如此思考，遑论普通公众了。网上弹许、扁霆声一片，大多认为许“不知感恩，判他5年已经是法律宽容了”。

　　必须明确，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上诉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对此予以明确规定，上诉可以口头也可以书面为之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、近亲属（需征得被告人同意）均可行使，还特别强调“对被告人的上诉权，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”，第一百九十条还规定了“上诉不加刑制度”对上述权利予以配套。

　　在一部事关公民生死及自由权利的刑诉法典中，对一项制度予以如此细致规定，当然不是小题大做，这是因为我国有剥夺被告人上诉权利的光荣传统。

　　在司法界，有个相当有名的段子。应当是在1979年刑诉法实施之初，有个女审判员（现在更多称法官）对一位老农宣判，在宣读完判决书后，交待上诉权利。“你上诉吗？”老农可能年龄大，或许是审判员语音不标准，反正是老农听成了上“树”，“大闺女，求求求你了，俺犯了罪，但这么大年龄往树上爬不动啊！”这个段子尽管其真实性无从查考了，但当时被告人对上诉权利的不清楚和不了解应是不争的事实。

　　刑事诉讼法实行快30年了，我们的普法已经进入了五五普法。对一般公众来说，上诉权不再陌生，但对上诉权的保护并不尽善尽美。事实上，出于上诉率、上诉维持率等指标的考虑甚至于 “从严从重惩罚犯罪分子”的需要，我们的上诉制度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，极端者通过种种方式在变相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。

　　有一个强奸犯罪被告人在法庭上再三狡辩，理由就是没有“进去”（未遂），宣判后竟然当庭要求上诉。主管刑事的女副院长气得当场踢了他一脚，“笨蛋，三次都没进去，要是我都没脸活了”。那小子竟然就此伏伏贴贴，也不上诉了。

　　上诉权利的行使不得附加任何限制，即使显然无道理。在法律界，对上诉要求加重自己罪行的上诉是否构成有效上诉存有争议。如一被告人认为自己罪恶滔天，对法院判决其死缓不服，强烈要求上诉改判自己死刑立即执行？怎么办？通常观点认为仍应视为上诉，由二审法院进行审查，并按照上诉不加刑原则，无其他从轻事实的情况下维持原判。司法实践中也是遵循这一方法的。

　　尽管我也从内心认为许案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，但作为法律人我仍然坚决支持许霆上诉，因为许的上诉正是我国刑事上诉制度的试金石。

（作者王学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