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某为某保险公司的代理人，2005年7月在公司工作期间，投保了3份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终身寿险合同。合同约定，如果郭某在保险期限内意外身亡，郭某的受益人即郭某的父母将得到总额达66万元的保险金。但是，保险合同同时规定，在投保两年内，郭某如果自杀，保险公司将不承担赔偿责任。

  　　2006年年12月20日，郭某的男友发现郭某死在家中。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自杀为由拒付保险金。郭某的父母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。

  　　庭审中，保险公司提供了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的急救医疗记录，在医疗记录中，抢救医生认为，郭某病发原因系自杀。

  　　郭某父母认为，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书，郭某只是中毒死亡，并未认定自杀事实。

  　　双方对认定死因的机关产生争议。保险公司认为，医务人员具有认定死因的资格，而原告认为，自杀只能由公安部门认定。

  　　法庭在质证中出示了公安机关对郭某非正常死亡的案卷。根据郭某男友对公安机关的陈述，郭某死亡当晚超剂量服用的药物是为治疗癫痫的苯巴比妥，郭某在2003年时曾因和别人生气，乱吃药企图自杀而入院治疗。此外，郭某的妹妹称，郭某的男友是有妇之夫，因为他们之间一直有矛盾，从2002年开始，郭某就开始用割腕、服药等自杀的方式威胁她的男友，到现在有七八次了。

法官说法

意外还是自杀

王  磊  赵姗姗

  　　法院审理认为，根据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的鉴定结论，可以确定被保险人郭某因服药中毒死亡。据此可以排除郭某属于正常死亡，即因病死亡或自然死亡的可能性。根据通州分局关于郭某死亡调查意见书的认定，也排除了郭某的死亡属于刑事案件。

  　　郭某服药的行为属于意外还是自杀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。

  　　本案的审判长告诉记者，对“意外”的理解，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和法理的一般认定，意外应当是外来的、不可预见的、突发的、非本意的客观事件。也就是说，意外伤害或致死的原因必须是外来的，同时必须有侵害的对象，有侵害的事实。而且，只有原因是意外的才能构成意外，结果是意外也不能构成意外。通过对本案认定事实进行分析，被保险人郭某超剂量的服药，并不是外来的、突发的，亦不存在侵害对象和侵害事实。因此，能够排除意外致死的可能性。从举证责任上分析，原告应对郭某属于意外致死负有举证责任，而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郭某的死亡属于意外死亡，故应当排除郭某系意外致死。

  　　我国保险法规定，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，被保险人自杀的，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。这里所说的自杀行为是一种完全受主观意志所支配的主动行为。

  　　审判长说，本案中，郭某生前作为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，其行为完全是受其意志所支配。郭某死因是苯巴比妥中毒，依据一般常理推断，郭某生前并未患有癫痫类疾病，没有服用苯巴比妥这类处方药的理由和必要，更没有理由和必要超剂量的服用，且根据郭某的认知程度，其对服药将产生的后果应当是明知的。

  　　在已排除郭某属于正常死亡、意外致死和因刑事案件致死的前提下，根据郭某服药行为，即可认定郭某存在自杀的意图且实施了自杀的行为。